刘邦与刘备并无直接亲属关系，二人皆处乱世且曾以仁心为揽才旗号，刘邦先入咸阳时约法三章，获关中民心，却在楚汉争霸中为求胜多次弃亲，最终建汉；刘备借仁义立身，三顾茅庐、携民渡江，凭此凝聚力量建立蜀汉，但二人结局迥异，刘邦统一全国，刘备仅偏安一隅，乱世中仁心与权术的不同运用，造就了他们的殊途命运。
秦末的巨鹿战场,黄沙漫卷着金戈铁马，项羽的楚军以破釜沉舟之势击穿秦军壁垒，而刘邦的队伍正悄然迂回向关中；东汉末年的桃园，桃花落进盛着酒的青碗，三个男人的誓言里，藏着一个摇摇欲坠王朝的残梦，时隔四百年，两个都打着“汉”旗号的人，在乱世的棋盘上落下了截然不同的棋子。
刘邦的起点,是沛县泗水亭长的一方小印，他押解刑徒去骊山，半路遇雨，刑徒逃了大半，他索性解开剩下人的绳索，自己也躲进芒砀山的沼泽里，那时他身边只有十几个逃兵，没有显赫的家世，没有“匡扶汉室”的旗号——甚至连名字都带着市井气，“刘邦”是他后来改的，早先的“刘季”，不过是“刘家老三”的意思，他的第一笔“政治资本”，是斩白蛇的传说，是身边人编出来的“赤帝子杀白帝子”的谶语，像给一群逃兵裹上了一层朦胧的天命外衣。
刘备的起点,是涿县街头织席贩履的竹筐，他是中山靖王之后，可这血脉隔了三百多年，像一件传了十几代的旧锦袍，只剩个华丽的名头，他十五岁时跟着同郡的卢植读书，却“不甚乐读书，喜狗马、音乐、美衣服”，骨子里带着点游侠的疏阔，黄巾起义爆发时，他拉着关羽、张飞在桃园结义，誓言是“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”——从一开始，他的队伍就带着“义”的标签，那面“汉”字旗，是他比刘邦更明确的“旗号”。
两人都懂“借势”，但借的是两股不同的风，刘邦进关中，先约法三章：“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”，把秦朝的苛法全废了，百姓牵着牛羊来犒军，他推辞说“仓粟多，非乏，不欲费人”，关中百姓一下子就安了心，可转头项羽封他为汉王，他忍气吞声去南郑，路上烧了栈道，麻痹项羽；后来和项羽对峙，他在广武涧对着项羽的箭伤，还能强撑着安抚军心，转头就跟张良、陈平商量怎么离间项羽和范增，他的“仁”是给百姓看的，是用来收揽人心的“术”，像一件可以随时穿上脱下的外衣。
刘备借的是“人心”，他在徐州，陶谦临死前要把徐州让给他，他推了三次，直到陈登、孔融都来劝，才肯接；后来曹操攻荆州，他带着十几万百姓南逃，每天只能走十几里，有人劝他丢下百姓快走，他说“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，今人归吾，吾何忍弃去”，他在白帝城托孤，对诸葛亮说“若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”，这话里有试探，有信任，也有把“义”字刻进蜀汉根基的决心，他的“仁”是刻在骨子里的，哪怕因此吃了亏——比如为了给关羽报仇，不顾诸葛亮的劝阻举全国之兵伐吴，最后败在陆逊的火里。
两人都有“知人之明”，但用人的逻辑不一样，刘邦手下有“汉初三杰”：萧何是沛县的老同事，管后勤，把关中治理得井井有条；张良是韩国贵族，懂谋略，帮他定下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”的计；韩信是项羽那边逃过来的，他敢拜为大将，让韩信带兵横扫北方，他自己说：“夫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，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馈饷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，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，此三者，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”他用人，是“用其才”，不管这个人之前是谁的人，不管这个人性格怎么样，只要能帮他得天下，就敢用。
刘备手下有“卧龙”“凤雏”，有五虎上将，他三顾茅庐，请诸葛亮出山，是因为诸葛亮有“隆中对”的谋略；他信任赵云，是因为赵云在长坂坡救了阿斗，还因为赵云沉稳可靠；他对关羽、张飞，是“寝则同床，恩若兄弟”，是把他们当家人，他用人，是“用其心”，要这个人跟他一条心，要这个人认同他的“汉”字旗，所以他能容忍诸葛亮的“鞠躬尽瘁”，能容忍赵云的“犯颜直谏”，却很难接受一个跟他“心不齐”的人——比如他后来对马超，始终有点隔阂，因为马超是降将，曾有过“反复”的经历。
两人的结局,也像他们的起点一样，隔着四百年的距离，刘邦在垓下合围，项羽自刎乌江，他在定陶登基，建立汉朝，他晚年回到沛县，和父老乡亲喝酒，唱《大风歌》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”歌声里有得意，有焦虑，有对“守天下”的迷茫——他杀了韩信，废了彭越，他知道“猛士”既可以帮他得天下，也可以抢他的天下。
刘备在白帝城的病榻上,把阿斗托付给诸葛亮，他死前对阿斗说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”，这话不像一个帝王的遗诏，倒像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叮嘱，他没能看到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的那一天，他的蜀汉，最后是诸葛亮带着姜维，一次次北伐，直到五丈原的秋风里，诸葛亮病逝，蜀汉的“汉”字旗，也慢慢落了下来。
后来人总爱把刘邦和刘备放在一起比,比谁更会“得天下”，可其实他们之间，隔着的不只是四百年的时光，还有乱世里两种不同的选择：刘邦选了“权术”，用最务实的方式得了天下，却终其一生都在担心“失去”；刘备选了“仁心”，用最执着的方式守着信念，哪怕最后没能得天下，却留下了“弘毅宽厚”的名声。
就像秦末的黄沙和汉末的桃花,一个卷着金戈铁马的冷，一个落着兄弟誓言的暖，两个打着“汉”旗号的人，一个把“汉”变成了一个王朝的起点，一个把“汉”变成了一段理想的象征，他们的故事，直到今天，还在史书里，在戏曲里，在人们的谈论里，像一面镜子，照见着乱世里的人心——照见着“得天下”的路，从来都不止一条；而“失天下”的原因，却往往藏在最初的选择里。